货币数量论

“利息的低落一般归因于货币的充裕。但是……（货币数量）的增加所产生的效果只不过是提高了劳动和商品的价格……在这些变化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增加可以通过令人振奋的工业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在价格稳定以后……这种增加就毫无影响了。 尽管商品的高价是金银增加的必然结果，然而它并不是随着金银的增加而马上上升，而货币在整个国家流通之前，需要一些时间……据我看，只有在获得货币和价格上升之间的间隔或者中间状况里，金银量的不断增加才有利于工业……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还没有什么强有力的手段使货币量多一些或少一些，这同一个国家的国内幸福状况有关。行政长官的好政策仅仅在于保持货币量，如果可能，还会不断增加（货币量）……”（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52年）。这篇综述首先提出了货币数量论的规范表述，然后，考虑凯恩斯主义对货币数量论的挑战、近期的发展和一些经验证明。以讨论政策含意结束。 1.规范的理论 （a）名义货币量和实际货币量 名义货币量和实际货币量的区分在休谟的引文中是不明确的。名义货币量是以任何在习惯上选定的货币单位表示的数量——这些货币单位有泰伦茨、谢克尔、英镑、美元，等等实际货币量是以货币要购买的商品量和服务量来表示的数量。 表示名义货币量或实际货币量的方法不是惟一的与名义货币量有关的问题是资产包括什么——是只包括通货和硬币，还是也包括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如果包括这些债权，则应该包括哪些债权呢？是只包括可通过支票转让的存款，还是也包括其他种类的债权。这些债权实际上是可通过支票转让的存款的有限替代物。最近，经济学家一直在尝试这样一种引人注目的理论概念，即不是把货币定义为各类债权的简单加总，而是定义为这种债权的加权总量，加权是由不同债权的这种或那种货币概念决定的。 尽管在“货币”的定义上争论不断，在有关理论标准上也缺乏一致，但是，实际上，在这最有用的一对概念上，或者说一套概念上，对于特定时间和场合的“货币”概念，货币经济学家普遍地表现出广泛的一致（弗里德曼（Friedman）和施瓦茨（Schwartz）， 1970年，第89～197页；巴尼特（Barnett ）、奥芬巴赫（Offenbacher）和斯平德特（Spindt），1984年；斯平德特（1985年））。 就每一个这样定义的名义量来说，它可以因所表示的商品和服务的组合的不同而不同。计算实际货币量的一种方法是用价格指数去除名义货币量。实际货币量就是用这种标准的商品篮子表示的。这种标准商品篮子的组成部分在计算价格指数时作为权数——一般说来，在一个基年中，这个商品篮子由一些代表性的集团来购买。 表示实际货币量的一种不同的方法是根据能用货币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流量的时间表示的。例如，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实际货币量可以用家庭的货币余额能够提供的家庭平均消费水平的周数来表示，或者说，是用等于家庭的货币余额的平均收入的周数来表示。对一个商业企业来说，它持有的实际货币量可以用它的平均购买量或平均售卖量或与它的货币余额相等的处在最终生产性服务上的平均支出的周数来表示（净增值）。对整个社会来说，实际货币量可以用同社会交易总量或同社会货币余额相等的总的社会净产出的周数来表示。 实际货币量的后一种计算结果的倒数就是相应单位或者单位组的流通速度。例如，社会年交易量同其货币存量的比率就是“货币的交易流通速度”，因为它给出的是货币存量在一年内完成所有交易量必须“周转”的时间数。与此相类似年收入同货币存量的比率称作“收入速度”。每种情况下，实际货币量都是按照在计算所涉及的时期里流行的一系列价格计算的。这些价格是名义货币量和实际货币量的桥梁。 货币数量论想当然的是：第一，对货币持有者至关重要的是实际货币量，而不是名义货币量；第二，在任何给定条件下，人们愿意持有的实际货币量是相当确定的。如果在一个特定的时刻，人们持有的名义货币量正好等于人们愿意持有的以现时价格计算的实际货币量。从这一状态出发，假设货币量出人意料地增加。个人将把持有的多余的现金余额设法通过购买债券、商品和服务，通过偿还债务，甚至作为礼品而支付一大笔钱来处理他们过剩的货币余额，而不是从相应来源上收取货币余额。然而作为一个集团，他们却不能这样做。因为一个人的支出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一个人只有通过劝说别人增加其名义货币余额才能减少他自己的名义货币余额。一般说来，整个社会不能支出大于收入；这就像是在玩抢座位的游戏一样。 然而，这种处理过剩余额的尝试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价格和收入随意可变，则这种多支出的尝试就会提高以名义货币单位表示的总支出和总收入，这样将导致哄抬物价，也可能导致产出的增加。如果价格因习惯或者因政府法令而固定，则这种多支出的尝试就会伴随着商品和服务的增加，否则造成“短缺现象”和“排队现象”。这些反过来又会提高实际价格，迟早有可能会迫使习惯价格或官方价格改变。 即使名义货币量不变，初始名义余额的过剩也会通过因价格上升而造成的实际可用于持有的数量的减少，或者通过因产量增加而造成的实际需要量的增加而趋于消除。初始名义余额的不足则相反。 价格和名义收入的变化可以由人们愿意持有可使用的实际余额的变化造成，或者由他们持有的可使用的名义余额的变化造成。确实，在著名的货币数量方程中所总结的这种看法是一种同义反复。所有名义收入的变化可归因于一个因素或归因于其余因素——正如任何商品价格的变化总是能够归因于需求的变化或供给的变化一样。然而，货币数量论却不是这样的同义反复。就分析层次来说，它长期以来就分析了决定社会愿意持有的货币量的因素；就经验层次来说，它日益成为一种概括。即，（货币的需求中）理想的实际余额的变化趋向于缓慢而逐步地进行，或者趋向于成为由于事先的供给变化就决定的事件的结果。相反，名义余额供给的大幅度变化可以并且经常与需求的变化无关而发生。结论就是，价格或名义收入的大幅度变化几乎总是名义货币供给的变化的结果。 （b）货币数量方程 货币数量方程试图用公式来表示这些远在几个世纪以前就用语言文字提出来的关系（汉弗莱（Humphrey）， 1984年）。这些关系包括使货币支付流量等于商品或服务交易量这一创造性的恒等式。随后货币数量方程被证明是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并且随着数量论者强调的变量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货币数量方程的交易形式。最著名的货币数量方程说法无疑就是交易说，它是由西蒙·纽科姆（SimonNewcomb， 1885年）用公式表示的，并由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 1911年）加以推广的： MV=PT（1）或MV+M′V′=PT （2）在这种学说中，基本项是交易量——即一位经济行为者把商品、服务或债券转让给另一位经济行为者，并获得货币转移支付以作为回报的交换量。方程的右边对应于商品、服务或债券的转让；方程的左边对应于相匹配的货币转移支付。 商品、服务或债券各自的转移支付被看作是价格和数量的乘积；即每周的工资乘以周数，商品的价格乘以商品的单位数，每股的股息乘以股份数，每股的价格乘以股份数，等等。方程（1）、（2）的右边是这种支付在若干时期里的总额，P是这一时期经过合适选择了的平均价格，T是这一时期经过合适选择了的数量总额，结果，在所讨论的这一时期里，PT就是这种支付的名义总值。P的单位是单位数量上的美元（或其他货币单位）；T的单位是每一时期的单位数量指数。我们可以把方程从适用于一个时期的表达转换成适用于一个时点的表达；通常所用的方法是极限处理法。即令我们把支付额加总起来的这一时间间隔趋于零，T不表示为总量，而表示为流量比率。于是，数值T在单位时间上就有数量的大小，P和T的乘积在单位时间上也就有美元数（或其他货币单位）的大小。 T显然是一种相当特殊的数量指数：它包括服务流量（工时、居住年数、千瓦小时），也包括生产这些流量的实物资本项目（房屋、发电厂），还包括既代表实物资本项目，又代表像“信誉”这样的无形资本项目的债券。既然每一资本项目或债券一旦被转移就都被看成好像是在经济循环中消失了，那么，在所讨论时期里那些被多次转让了的项目就可以很明确地由它们进入交易过程的次数来加权（它们的“流通速度”从严格的意义来说类似于货币的“流通速度”）。与此相似，P是一种相当特殊的价格指数。 方程（1）和（2）的左边所分析的货币转移支付是很难探讨的。易手的货币是作为保持方程的恒等式来看待的，并且所有的货币，无论是否用于所讨论的这一时期的交易，都显然加以计算了。货币是作为一个存量，而不是作为一个流量或流量和存量的混合体来看待的。对一笔单项交易来说，把它分解成M和V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被转移支付的现金换手一次，即V=1。而对一段时间的所有交易量来说，我们在原则上可以把现有的货币单位存量按进入0、1、2……次交易的各货币单位来分类——那就是说，按“交易了”0、1 、2……次的货币单位来分类。这些交易数的加权平均，如果用交易了的那个次数的美元数来加权，则在观念上就等同于V。M的量度是美元（或其他货币单位）；V的量度是单位时间上的交易次数；这样，其乘积的量度就是单位时间上的美元数。 方程（2）由于把支付额分成两类而区别于方程（1）：由现金（包括硬币）的转移支付产生的部分和由存款的转移支付产生的部分。在方程（2）中，M代表流通货币量，V代表流通速度，M代表存款数量，V′代表存款流通速度。 像我们将要讨论的其他货币数量方程一样，方程（1）和方程（2）特指恒等式——这是一种对复式记账法的特殊应用，即每笔交易同时在方程两边记录。然而，正如我们都熟悉的国民收入恒等式一样，当根据单独的数据来源对等式两边或两边的各个部分作出估计时，它们之间的许多差异就产生了。货币数量方程与国民收入恒等式相比，统计上的缺陷比较不明显——国民收入恒等式的标准记账法有“统计上的差异”——这是由于直接计算V有困难。结果，方程（1）中的V和方程（2）中的V和V′一般是根据有特点的数字计算的，这些数字能使得方程成立。因此这些计算数字体现了“统计差异”的所有对应部分。 货币数量方程的收入形式。尽管大量的经验研究著作，特别是欧文·费雪（1911年，第280～318页；1919年，第407～409页）和卡尔·斯尼德（Carl Sny-der），1934年，第278～291页）的著作论述了交易方程，但是“交易”和“一般价格水平”概念的模糊性——特别是从通货交易和资本交易的混合中产生的模糊——从未得到满意的解决。最近，国民核算或社会核算账户强调的是收入交易，而不是总交易，它如果不算完全满意地，也算是明确地解决了在区分价格变化和货币数量变化时所涉及到的概念和统计问题。结果，至少是自詹姆斯·安吉尔（James Angell， 1936年）的著作以来，货币经济学家都倾向于按收入交易而不是按总交易来表示货币数量方程。如果令Y=名义收入，P=估计国民收入时以不变价格计的价格指数，N=人口数，y=以不变价格计的人均国民收入，并且y′ =Ny=以不变价格计的国民收入，则有： Y=PNy=Py′ （3）同前面一样，令M代表货币存量；但是把V定义为进行收入交易时使用的货币存量在单位时间上的平均次数（即对最终生产性服务的支付，或者说对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支付），而不是进行所有的交易时所使用的平均次数。于是我们就可以把收入形式的数量方程写作：或者，我们想把通货交易和存款交易区分开来，则可写成：虽然符号P、 V，和V′在方程（4）和（5）以及方程（1）和（2）中都用过，但是在每组方程中，它们代表着不同的概念。（虽然方程所隐含的逻辑要求是国民收入，但实际上，在计算流通速度时，国民生产总值常常取代国民收入。原因是人们普遍相信，估计国民生产总值比估计国民收入不容易犯统计错误。） 在货币数量方程的交易说中，每一笔中间交易——即一个企业向另一个企业的购买——都计入总交易值，例如，小麦的价值当它由农夫卖给面粉厂时就计算一次，当面粉厂把面粉卖给面包师时计算第二次，当面包师把面包卖给店主时计算第三次，当店主把面包卖给消费者时计算第四次。而在收入说中，仅仅把每一笔这样的交易加总起来的净值算在内。为了指出这一点的区别，在交易说中，基本项就被当作是一笔孤立的以实物项目换取货币的交易——这是一种实际的明显可观察到的事项。而在收入说中，基本项是一种可加以推理但不可直接观察到的假设事项。它是一系列完全的涉及以生产性服务换取最终产品的交易，并且通过一连串的货币支付，收入流通中的所有中间交易都净算出来。因此所有交易的总值只是收入交易值的累积。 交易说包括与中间或最终完全相同的现有资产的购买——即对一间房屋或一块土地的价格或股东持有的一股股票的购买。而收入说则完全不包括这样的交易。 数量论的交易说和收入说对于货币的作用，涉及到完全不同的概念。对于交易说而言，关于货币的最重要的东西是货币的转移支付。而对于收入说而言，最重要的东西是货币的持有。这种差异在关于货币数量方程的剑桥现金余额说中甚至更为明显（庇古（Pi-gou），1917年）。确实，收入说也许可以被最恰当地看成是费雪学说和剑桥学说的中间站。 剑桥现金余额方法。货币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这样的：一个持有某些东西去交换的个人，他不必去寻求双重的巧合——某人既想要他有的东西，又能在交换中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他只需要找到想要他的东西的人，把东西卖给那个人以换取一般购买力，然后找到有他想要的东西的人，并用一般购买力去购买 对于要同售卖行为相分离的购买行为来说，一定有一些东西，每个人在交换中都愿意作为“一般购买力”去接受它——货币的这一方面在交易说中得到了强调。但是，也一定有一些东西，在买卖的间歇中可以用作购买力的暂时栖所。货币的这一方面在现金余额方法中得到了强调。 平均说来，人们或企业愿意持有多少货币作为购买力的暂时栖所呢？作为一个初步近似值，一般假定这个数量同收入有关，根据这一假设，收入影响着个人或企业愿意用持有的现金余额去购买的潜在购买量。因此，我们可以写作： M=kPNy=kPy′ （6）其中M、N、P、y和y′像在方程（4）中那样加以定义的，k是货币存量同收入的比率——所提到的比率所以要这样计算，是为了使方程（6）成为恒等式或者说成为“理想的”比率，以使得M成为“理想的”货币量，这个货币量不必与实际量相同。在每种情况中，k在数值上都同方程（4）中V的倒数相等，这个V在一种情况中被解释为稳定的流通速度，而在其余情况中被解释为理想的流通速度。 虽然方程（6）是方程（4）的一个简单的数学变换式，但是它明确揭示了交易分析方法所强调的货币方面与现金余额分析方法所强调的货币方面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货币的不同定义看起来是自然的，并且导致把重点放在不同变量和分析技术上。 交易分析方法自然地把货币定义为债务清偿中凡是用作交换媒介的东西。现金余额方法还很适用于诸如不能用支票转让的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这样的购买力的暂时栖所。尽管这种分析方法没有明确地要求其内涵（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70年，第3章）。 与此相似，交易分析方法导致对支付过程的机制方面的强调：支付的惯例、达成交易的财务和经济的安排、通讯和交通运输的速度，等等（鲍莫尔（Baumol），1952年；托宾（Tobin）， 1956年；米勒（Miller）和奥尔（Orr），1966、1968年）。另一方面，现金余额分析方法导致对影响货币作为资产而使用的那些变量的强调：即因持有货币而不是持有其他资产所造成的成本和收益、未来的不稳定性，等等（弗里德曼， 1956年；托宾，1958年）。当然，没有一种分析方法主张排除其他方法所强调的那些变量。 最后，在分析技术方面，现金余额分析方法比交易分析方法更容易适合马歇尔（Marshall）的一般需求-供给机制。方程（6）可被看作货币需求函数，右边的P、N和y是三个变量，货币需求量取决于这些变量，k则是表示其他所有的变量的符号，于是，k不是被看成数字常量，而被看成自身是其他变量的函数。为了求全，这一分析方法还要求一个表示货币供给的方程，而货币的供给是这些变量和其他变量的函数。于是，价格水平或名义收入水平就是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相互作用的结果。 变化水平及变换率。几种货币数量方程说全都已按照所涉及的变量的层次加以介绍了。对于分析货币变化来说，用变换率来表示它们常常是更有用的。例如方程（4）两边取对数，并对时间求微分。结果是：或者用更简单的符号表示：其中g代表以其下标表示的那些变量的变化百分率（加以连续的复合）。通过以gk代替gv，方程（6）意味着同样的方程。 变换率方程阐明了时间的作用，因此促进了关于货币变化对瞬时格局影响的研究，而这一瞬时格局反映了所涉及的几个变量。这些方程也使货币数量水平的一次性变动和货币变换率的变动之间的差异得到阐明。前者简单地等同于货币单位的变化（以美分代替美元或以便士代替英镑），而这也正像方程（4）和（6）所暗含的那样。因此，不能设想它们对实际数量、V（或者k）和y′有什么影响，但是却只对价格水平P产生抵消作用。而货币变换率的变动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根据方程（7）和（8）可知，它趋向于与通货膨胀率（gP）的变动相伴随，正如下面部分所指出的，它影响持有货币的成本，因而也影响理想的实际货币数量。因此，这种变动将影响实际数量、V和gv， y′和gy，以及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 （c）货币的供给 货币数量论的现金余额说主张从以下几个方面建立一种关于货币现象的分析：（1）确定供给的条件（本节）；（2）确定需求的条件（下面第4节）；（3）需求与供给的一致（下面第5节）。 确定可被持有的货币名义供给的因素关键取决于货币体系。对于像18、19世纪大多数主要国家已盛行的那些体系来说，它们可以在三个主要的题目下得到有用的分析。这三个被视为货币量的近似决定因素的题目是：（1）强力货币量——硬币加纸币或者是货币当局发行的储蓄债券以及用作通货或用作银行储备的债券；（2）银行存款对银行掌握的强力货币持有量的比率；（3）公众的储蓄与公众的通货持有量的比率（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年b，第776～798页；卡甘（Ca-gan），1965年；伯格（Burger）， 1971年；布莱克（Black），1975年）。 这就是恒等式：其中H=强力货币；D=存款；R=银行储备；C=公众手头的货币，于是（D/R）为存款-储备率；并且（D/C）为存款-通货率。（9）式右边的分式，即M与H之比率叫做货币乘数，它常常是关于这两个存款比率的效应的合宜的总结。这些决定因素被视为是近似的，因为它们的值进而是由一些更基本的变量确定的。此外，同样的标记可以指完全不同的内容。 强力货币是最明确的例子。直到18世纪或19世纪的某个时期，国与国的确切日期不同，强力货币还只包括硬币或其等同物：黄金或银或贝壳或者大量不同的商品。从那以后，直到1971年，由于一些有影响的（尽管是暂时的）例外情况，强力货币才包括硬币和政府纸币或存款债券的混合体系。政府纸币和债券自身一般可以根据需求来支付特定的硬币量，尽管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削弱了，但这时，许多国家都可以支付硬币或支付外国通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布雷顿森林体制期间，只有美国有义务支付黄金，并且只对外国货币机构支付，而不对个人或其他非政府实体支付；其他国家使自己有义务支付美元。 自1971年以来，情况根本不同了。在各主要国家，强力货币只包括法律指定的币——由政府发行的并标明“一美元”或“一英镑”字样的纸币和“支付所有公私债务的电传法币”；或者是订单记录、标记存款，还包括对支付这些纸币的承诺。这样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法币本位（或不可兑现的纸币本位）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央银行账户上仍然作为资产而记录的“黄金”，只是已经失去了其本来价值的一种摆设而已。 在国际商品本位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强力货币总量——只要它仍然以这种本位为基础——由支付余额确定。强力货币在物质性硬币和政府发行的并承诺支付的信用货币成分之间的分配，由货币当局的政策确定。就全世界而言，强力货币总量由不同货币当局的政策以及硬币供给的物质条件确定。后者为货币量提供了物质基础，因此最终也为价格水平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现行国际法币本位条件下，强力货币量只由货币当局确定，在大多数国家，货币当局包括中央银行和财政当局。强力货币量所发生的变化取决于货币当局的目标，取决于货币当局据以实行的制度和政治计划以及他们所采取的实施程序。这些情况在国与国之间可能有很大不同。一些国家和地区（如香港、巴拿马）愿意通过固定汇率把它们的通货同其他一些通货硬性地联系起来。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强力货币量同国际商品本位条件下的情况一样，是由支付余额确定的。 现行体系是如此之新，以致于必须把它看成是处在一种过渡状态中。一些替代品产生以取代作为价格水平的长期基础的硬币的供给，几乎是肯定的，但是这种替代品会是什么，还不清楚（参见下面第5节）。 存款-准备率 由银行体系确定，这个体系易于受法律或货币当局所强加的要求的制约。除了这些要求之外，这个比率还取决于诸如限定银行存款转化为强力货币所造成的风险；取决于获得所需要的额外强力货币的成本；以及贷款和投资的收益。即利息率结构这样一些因素。 存款-通货比率 由公众来确定。它取决于存款和通货持有者的相对用途，以及持有一种或持有另一种货币的相对成本。而相对成本反过来又取决于根据存款而收取的利率，它可能易于受到法律或货币当局的强行控制。 这些因素确定的是名义的而不是实际的货币量。实际货币量由名义供给量和实际需求量间相互作用确定。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余额的需求的变动已对确定名义供给量的变量产生了反馈影响，而名义供给的变动又对确定实际需求量的变量产生了反馈影响。货币数量论者一般断定这些反馈影响比较小，以致于名义供给一般可以被看作由一套同影响实际需求量的变量相区别的变量来确定。在这种意义上，名义量可以被看作基本上由供给、实际量确定，以及基本上由需求来确定 如果不按照等式（9）来表示名义供给，也可用作为变量的函数来表示，这些变量被看成是影响H、 D/R和D/C的，诸如通货膨胀率、利率、名义收入以及不确定性程度这样一些变量；或许还可以被表达为这样一些变量的函数，这些变量被看作是确定货币当局的决策的这样一个供给函数常常写作： Ms=h（R，Y，…）（10）其中R是利率或利率集；Y是名义收入，那些点代表被认为是相关的其他变量。 （d）货币的需求 货币数量论的现金余额说通过强调作为资产的货币的作用，提出把货币的需求看作资本理论或财富理论的一部分，从而注重资产负债表的构成或资产的组合。 根据这一观点，重要的是要区分最终财富持有者和企业。最终财富持有者的货币是他们选择持有其财富的一种形式；而企业的货币则是像机器或存货这样的生产者的商品（弗里德曼，1956年；莱德勒（Laidler），1985年；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82年）。 最终财富持有者的需求。对最终财富持有者来说，货币的需求在实际意义上可望成为主要是下列变量的函数： （1）总财富。在通常的消费者选择理论中，总财富是预算约束的同义语。这一总量必须在不同的资产形式上加以分配。实际上对总财富的估计是很少可使用的。倒是收入可以用作衡量财富的指数。然而，应该认识到的是，统计学家所衡量的收入由于容易发生反复无常的年度波动，或许是关于财富的一种不完全的指数。而长期概念，如与消费理论相联系而发展起来的永久性收入概念，或许更有用些（弗里德曼，1957、1959年）。 把收入强调为财富的代用品，而不是强调为对货币所起“作用”的一种衡量，这可能是近期关于货币需求的分析与早期货币数量论学说之间的基本概念的差异。 （2）财富的人力形式和非人力形式的划分。大多数财富持有者的主要资产是个人的收益能力。然而，由于制度的约束，人力财富向非人力财富的转化或者反过来转化，都易于受到狭窄的限制。因此，总财富中以非人力形式存在的部分或许是一个重要的附加变量。 （3）货币和其他资产的预期报酬率。在通常的消费者需求理论中，这些报酬率是同一个商品与其替代品和替补品的价格相应的。名义的货币报酬率，当它一般地以通货为准时，可以为零；或者有时候当它以易于受净服务费制约的需求存款为准时，可以为负；或者有时候当它以利息据以支付的需求存款为准，并且一般地是以定期存款为准时，可以为正。其他资产的名义报酬率包括两部分：第一，日常支付的收益，如债券的利息和股票的红利；或者是成本，如实物资产的贮藏成本。第二，资产的名义价格的变动。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条件下，第二部分特别重要。 （4）其他变量决定了相对于其他资产偿付的货币偿付的服务的效用，用凯恩斯的术语来说，这些其他变量还决定着流动性本身的价值。这样的变量可以是已经加以考虑过的变量——即实际财富或实际收入，因为以货币偿付的服务，在原则上可以被财富持有者看作是“必需品”，如面包，对其消费的增加在比例上小于收入的增加；或者被看作是“奢侈品”，如娱乐，对其消费的增加在比例上大于收入的增加。 另一个在经验上显得重要的变量，是普遍预期的经济稳定性程度，因为不稳定性增大了财富持有者附加给流动性的价值。尽管定性资料经常表示出它的变动方向，但是，已经证明很难定量地表示这个变量。例如，战争的爆发显然会造成预期相当的不稳定。这就是为什么实际余额的显著增加——即流通速度的显著下降——经常伴随着战争的爆发的一个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这种流通速度的下降首先造成的是敏感的价格的下跌——-而不是后来通货膨胀所带来的价格上涨。 在第3项变量条件下，通货膨胀率是作为影响持有不同资产的成本，特别是持有通货的成本的因素而引入的。而在这里，通货膨胀的可变性是作为影响货币余额的使用的一个主要因素而引入的。从经验上说，通货膨胀的可变性是随着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而增大的，从而增大了高通货膨胀对货币需求量的负效应。 还有另一个相关变量或许是最终财富持有者以现存资本品进行的交易量。资本性资产的周转越快，则人们可以发现，总资产中，用作现金持有的部分就越大。这一变量同从货币数量方程的交易说到收入说的发展过程中被略去的那种类型的交易量相对应。 我们可以把这一分析按照下列的单个财富持有者的货币需求函数来表示：其中M、P和y除了它们同单个财富持有者相联系以外（对他们来说，y=y′），它们在意义上与方程（6）中的M、P、 y相同；w是以非人力形式存在的财富部分（或者说是来自财产的收入部分）；星号表示预期值，于是R*M是货币的预期名义报酬率；R*B是定值债券的预期名义报酬率，包括其价格的预期变动；R*E是实物资产的预期名义报酬率，包括其价格的预期变动；u是代表其他变量的一个综合性符号，这些变量影响着与货币的服务相联系的效用。虽然在方程（11）中没有表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但是，由于它影响着不同种类的资产的预期名义报酬，所以是暗含着的，并且有时候用以代替R*E。出于一些目的，或许重要的还是对资产作更详细的分类。 这几个报酬率并不是无关的。套利活动趋向于消除它们的差异，这种差异并不和所觉察到的关于资产的风险差异或其他非金钱特性的差异，比如流动性的差异相对应。特别是欧文·费雪在1896年指出，实际资产和名义资产之间的套利活动把对预期的通货膨胀的补贴计入了名义利率（费雪，1896年；弗里德曼，1956年）。 在从方程（11）到整个经济的相应方程的推导过程中，通常的加总问题就产生了——加总问题尤其产生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货币需求量也许取决于y和w这样的变量在个人之间的分布，而不仅仅取决于它们的加总值或平均值。如果我们忽略这些分布效应，方程（11）就可以被看作是适用于整个社会的，M和y分别为人均货币持有量和人均实际收入量，w指总财富中以非人力形式存在的部分。 虽然数学方程可以相同，但是对于单个财富持有者和对于全社会财富持有者来说，其意义却完全不同。对于个人来说，方程中的所有变量除了个人自己的收入和个人资产的配置以外，都不受他自己的控制。他选择了这些变量，也选择了货币制度的结构，并且在条件既定时相应地调节其名义余额。而对于全社会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一般说来，可用于持有的名义货币量是固定的，所要调节的是方程右边的变量，包括暗含的基础变量和货币制度的结构，这些变量在长期中至少会调节自己去适合货币持有者的爱好和偏好。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金融体系的重组提供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例子。 实际上，在应用方程（11）时所产生的主要问题，是要准确地定义y和w；是要估计出与实际报酬率相对应的预期报酬率，以及定量地详细说明由u所指定的那些变量。 工商企业的需求。与最终财富持有者的总财富所强加的约束相比，工商企业是不容易受到这样的约束的。工商企业可以确定以生产性资产表现的资本总量，包括货币，以使得报酬最大化，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获得额外资本。 然而，决定企业“规模”的类似变量，可能同企业的不同货币量的产值指数相关。 财富在人力和非人力形式之间的划分与工商企业并无特殊关系，因为工商企业有可能在市场上购买两种形式的服务。 而货币报酬率和选择性资产的报酬率当然与工商企业高度相关。这些比率决定持有货币余额的净成本。然而，这些有关的特殊比率可能不同于那些与最终财富持有者相关的比率。比如，银行以贷款索取的利率对财富持有者来说并不重要，而对于企业来说则极其重要。因为银行贷款可以作为他们能够获得以货币余额表现的资本的一种方式。 对商业企业来说，方程（11）中变量u的对应部分是除影响货币余额的生产力的规模以外的一系列变量。这些变量至少有一小部分——即对经济稳定性和通货膨胀的变动性的预期——对于商业企业和最终财富持有者是共同的。 由于对这些变量的解释，方程（11）因不包括w而可被看作是货币的商业需求的符号表示，正如方程所代表的一样，是货币总需求的符号表示，尽管对加总所引起的模糊性的限制更严。 缓冲存货效应。在把货币需求的基本函数用作购买力的暂时栖所时，现金余额必然发生波动，从而把它们所介入的买卖的暂时矛盾吸收了。 尽管人们一直认识到货币的“缓冲存货”作用，但是很少明确地把它当作模型。近来，在对短期货币需求进行计量估计时产生了异常现象，在解释这一现象的尝试中，人们越来越明确地注意到这一缓冲存货观点（贾德（Judd）和斯卡丁（Scadding），1982年；莱德勒，1984年；诺伊斯特（Knoester）， 1984年）。 （e）需求与供给的和谐以N乘以方程（11），以使人均需求函数转化成总需求函数并使之等于方程（10），为简易起见，略去代表预期值的星号，并且令R代表利率向量： Ms=h（R， Y，…）=P·N·f（y， w， R， gP， u） （12）该结果构成了一个扩展形式的数量方程（6）。从原则上说，造成Ms变化并且扰乱事先均衡的基本变量，其变化可以造成其他变量的抵消性变化。从实际上说，正如早期已经注意到，最初的影响可能是对y和R的影响，最终的影响主要是对P的影响。 货币的供求调节的两个特性已经隐蔽了它和对一种特定产品的供求分析之间的平行性。一是，特定商品的供求分析具体与流量有关——比如，每年制鞋的双数或理发的人数，而数量方程却与某一时点的货币存量有关。在这一方面，打一个正确的比方，比如说土地的需求，它同货币的需求一样，虽然是从它所付出的服务流量中取得价值的，但是它有一个买价而不只是一个出租价。二是，有一种把“货币”与“信用”混同起来的普遍倾向，这已造成了对相关的价格变量的误解。货币的“价格”是为获得一单位货币而必须放弃的商品和服务量——即是价格水平的反量。这是一种类似于土地或铜器或理发的价格的价格。这种货币的“价格”不是利率，而是信用的“价格”。利率把存量同流量联系起来——即把土地的出租价值同土地的价格联系起来、把一单位货币中所产生的服务流量的价值同货币的价格联系起来。当然，利率可以影响货币需求量——正如它可以影响土地需求量一样——但是许多其他的变量也可以影响货币需求量。 利率在货币分析中已受到了特别注意，因为零散的储备银行在作为借贷双方的中介人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充分地认识利率而产生了一部分货币存量。因此，货币量的变化常常是通过信用市场而发生的，在这个过程中，也就对利率产生了一种暂时的重要影响。（对于一些文献的概述，参见莱德勒，1985年；贾德和斯卡丁，1982年。） （f）首轮效应 对货币数量方程的一个常见的批评是，这些方程忽略了货币量变化的根源对结果的影响。按照托宾的话说，问题就是，是否“新货币的产生造成了差异”，特别是，是否“如果发行货币是为了购买商品或为了购买债券，则货币量的增加就具有同样的效应”（1974年，第87页）。 或者，正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1844年提出的一个十分相似的观点，“政府发行的纸币即使不是永久的，也将提高价格；因为政府发行其纸币通常是为了购买消费品。如果发行纸币是为了支付一部分国债，则我们相信这些货币将不产生效应”（1844年，第589页）。 托宾和穆勒的正确观点是，货币量增加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结果。如果一群人在首轮接受了货币，他们可能会用之于不同的目的而不是用之于另一群人。如果新印的货币在首轮被用于支付商品和劳务，则在该点上，这些货币就直接增加了这些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而如果这些货币用于购买债券，或简单地暂时作为缓冲存货而持有，则这些货币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来说，就没有瞬时效应。这种效应因“新”货币的最初接受者对货币的处理而姗姗来迟。然而，当“新”货币扩展到整个经济时，首轮效应就趋于消失。“新”货币同旧货币相融合，并且以许多相同的方式加以分布。 表达凯恩斯分析法的特征的一种方式（见后面）是，这种方法通过强调支出流量而不是资产存量给首轮效应赋予了特殊的重要性。同样，表达货币数量论分析法的特征的一种方式是说，这种方法几乎没有给予首轮效应以重要性。 经验性的问题是首轮效应与最终效应相比，重要性有多大的问题。理论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取决于现金的接受者通过可选择性的途径而作出反应有怎样的不同，取决于较大的货币存量在整个经济的分布速度有多快，取决于该货币存量在经济的每一点停留的时间有多长，以及取决于货币需求对政府债务结构的依赖程度有多大，等等。偶然的经验主义不能产生决定性的答案。首轮效应或许就是有这么强，以致于支配后来的效应；或许首轮效应也是相当暂时性的。 尽管不同的作者一再主张首轮效应是有意义的，但是就我所知，还没有一个人提出系统的经验证据去支持这一主张。在广泛分散时代的不同国家，以及在不同的货币制度下，支出对货币量的变化显然是相似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个猜想，即首轮效应不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一猜想也得到了几项经验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是特定地去证明首轮效应的重要性的（卡甘，1972年）。 （g）国际传递机制 货币数量论从很早时期就同国际贸易的调节机制的分析密切地联系起来。货币为硬币或其等同物的商品本位被当作规范。在这种本位下，任何一国的货币供给都由该国和以同种商品作为货币的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确定。在这种本位制条件下，同样的理论解释的是一个单独国家的不同地区的货币、价格和名义收入之间的联系——比如，伊利诺斯州的货币、价格和名义收入同美国其余各州的货币、价格和名义收入的联系——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相应联系。任何差异都是经验性的：地区之间的人才、商品和资本的流动性比国家之间更大，因此调节也更快。 按照休谟所发展的并由亨利·桑顿（Henry Thorn-ton）、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及其继承者详细阐述的硬币流动机制，国家A的“过”大的货币存量趋向于使A国的价格相对高于世界其余各国的价格，从而鼓励进口和抑制出口。由此而发生的贸易逆差就由硬币的输送来融通资金；这样就减少了国家A的货币量而增加了世界其他国家的货币量。货币量的这些变化趋向于降低A国的价格而提高世界其他国家的价格，从而纠正原先的不均衡。 古典分析的另一分支，近来在“关于国际收支的货币理论”的标题下得到了复兴。如果市场是有效率的并且运输成本忽略不计，则只可能有以购买国际贸易品的通用货币表示的单一价格。投机趋向于确保这一结果的发生。从内在方面说，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竞争趋向于使它们的相对价格与相对成本相联系。如果这种调节是迅速的，则“一价法则”在国与国之间就成立了。如果货币存量不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在国与国之间分配，以致于同均衡价格相一致，则货币的过度供求就会导致硬币流动。在一个货币量“过”多的国家里，国内的名义需求将超过国内产出的价值，并且超过部分将由进口来满足，从而造成国际收支逆差，这种逆差由硬币出口来融通资金；在一个货币量“过”少的国家里，则相反。硬币流动仍然是这种调节机制，但是这种流动是由产品名义需求与以世界价格计算的产品供给之间的差别造成的，而不是由价格差别造成的。对调节的刺激是预测的价格差别而不是实际的价格差别。这种叙述是过分简单化的，这主要是因为它略去了所有理论家所指出的短期和长期资本流动的重要作用——这些理论家是那些强调硬币流动机制的人，甚至是那些强调单一价格机制的人（弗伦克尔（Frenkel），1976年；弗伦克尔和约翰逊（Johnson）， 1976年）。 实际上，已很少有国家实行纯商品本位。大多数国家已实行的是商品和信用的混合本位。货币存量中信用部分的变化可以作为调节货币量的一种手段而取代硬币流动。 对于不共用统一通货的国家来说，情况仍有不同，这种通货是指一单位的通货只有名称在各国不同。国际通货之间的汇率变化，当以共同通货表示时，就有助于按照这一适当的关系去保持各国价格的稳定。于是，汇率调节取代了硬币流动或国内创造的货币量的变动。而汇率的变化也可以由实际或预测的价格差造成或者由短期或长期的资本流动造成。自从布雷顿森体系在1971年崩溃以来，汇率大概就自由浮动了，并在私营市场上得以确定。然而，政府实际上仍然进行干预，以企图影响其通货的汇率，或者直接在市场买卖其通货，或者间接地采用特定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或贸易政策去改变市场汇率。不过，大多数政府已不再宣布其通货的固定平价了。 2.凯恩斯对数量论的挑战 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对货币数量论的相关性和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主义的浪潮。世界的中央银行——处于前列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提出，尽管货币数量论是教义，但在抑止萧条过程中，事实证明“放松银根”是无效的。他们把低水平的短期利率看作是货币政策如何“宽松”的证据。他们的主张似乎是可信的，不仅因为他们混淆了休谟所指出的“利息的低落”和“货币的充裕”，而且还因为他们对货币量正在发生的变化缺乏随时可得的证据。正如我们现在一样，当时的大多数观察家不知道联邦储备银行允许美国的货币量在1929和1933年间减少1/3，因此也不知道相伴而来的经济活动的紧缩以及价格的下跌完全与货币数量论一致。而货币政策是不可思议地“紧”，而不是“松”。 对货币数量论的怀疑，由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的出版而进一步加深。该书对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波动和特殊意义上的萧条提出了一个变通的解释。凯恩斯强调投资支出、消费函数的稳定性，而不是货币存量的稳定性，以及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他把数量论所显示的力量归结于一种较小的作用，把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看成是影响事件过程的主要手段。这被经济学界内外公认为“货币无关紧要”。 凯恩斯并不否认货币数量方程在其任何形式上的有效性——毕竟他还是货币数量论的主要贡献者（凯恩斯，1923年）。他所做的是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他把货币需求称作流动性偏好函数，认为货币需求有特殊的形式，比如，在就业不足条件下，方程（4）中的V和方程（6）中的k是极不稳定的；并且是被动地适应于货币收入或货币存量所单独发生的任何变化。在这种条件下，这些方程虽然在整体上有效，但是对于政策或预期来说则基本上是无用的。此外，他还认为这种条件即使不是在大部分时间里占优势，也是非常占优势的。 以上观点的可能性是以凯恩斯两个其他的主要命题为基础的。同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教义相反，一个经济的长期均衡位置不必以资源的“充分利用”为特征，即使所有价格都是可变的，也是如此。按照他的观点，失业可能是经济的一个内在的特征，而不只是对价格和工资刚性或暂时性扰动的反映。这个命题在促进接受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非经济学者来说特别如此，即使到现在为止，人们广为接受作为理论依据的该命题是错误的。凯恩斯的错误在于忽视了财富在消费函数中的作用。不存在根本性的“价格体系缺陷”，以使得持续的结构性失业成为充分运转的市场体系的一种可能的或很可能的自然结果（哈伯勒（Haberler）， 1941年，第242、389、403、491～503页；庇古，1947年；托宾，1947年；帕廷金（Pa-tinkin）， 1948年；约翰逊，1961年）。从而“就业不足均衡”概念已被“自然失业率”概念取代了（参见下面的第3节）。 凯恩斯主要的决定性命题是，价格，特别是工资，作为经验依据时，可被看作是刚性的——即是由制度决定的数据——这是对于短期经济波动而言的；在这种情况下，实际量和名义量的区分，虽是货币数量论的核心，但对于这种波动来说就无关紧要了。与其他两个命题不一样的是，这一命题并不同数量论教义相冲突。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很久以来就认识到价格和工资刚性是存在的，并且对于周期性收缩期间的失业以及对于周期性繁荣期间的劳动短缺都有助长作用。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工资刚性是市场的缺陷；而对于凯恩斯来说，工资刚性则是对就业不足均衡的可能性的理性反应（凯恩斯，1936年，第269～271页）。 凯恩斯在分析货币需求时（即方程（6）或（11）的形式），把货币存量看成好像被分解成两部分，一部分是M1，“为满足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而持有”的部分；另一部分是M2，“为满足投机动机而持有”的部分（凯恩斯，1936年，第199页）。他认为M1大致是收入的一个不变部分。他还认为M2的需求产生于“利率的未来走向中的不确定性”（凯恩斯，1936年，第168页），并且认为需求量依赖于现行利率和预期在未来的一般利率的关系。 根据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用的符号用公式表示凯恩斯的分析，我们可以把他的需求（流动性偏好）函数写作： M/P=M1 / P+M2/P =k1 y′+f （R-R*，R*）（13）其中R是现行利率，R*是预计的一般利率，k1类似于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的倒数，它被看作是由支付方式确定的，因此，至少在短期中被看作是常量。后来，这一传统的作者认为k1还应该被看作是利率的函数（鲍莫尔，1952年；托宾，1956年）。 在表示M2的需求的流动性函数的发展中，尽管预期被给予很大的重视，但是，凯恩斯和他的伙伴们一般没有像方程（13）所做的那样把预期利率引入该函数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实际上把M2的需求量只看成是现行利率的函数，只是作为把不稳定性归因于流动性函数的一个原因，而强调预期。此外，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略去了P（并且以Y代替y′），因为他们假设价格是刚性的。 除语言稍为不同外，关于这一点的分析也不同于早期货币数量论者的分析。比如费雪的分析，只是细致分析了关于未来利率的预期的作用，更加强调现行利率，并且更狭窄地限制那些被明确认为是影响货币需求量的变量。 凯恩斯所作的特殊变动，注重的是低利率条件下流动性偏好函数的经验形式。他认为在就业不足均衡条件下，低利率将占优势。如果利率充分降低，他认为货币和债券将变得完全互相替代；正如他指出，流动偏好也将变得无条件存在。当把M2的需求量表示为利率的函数时，流动偏好函数在某一低而有限的利率水平上将成为水平线。在这种条件下，无论通过什么手段造成的货币量增加，都将使货币持有者把他们的额外货币余额转换成债券，这样将导致债券利率的降低。即使是极轻微的下降，也将导致那些具有稳定预期的投机者去吸收额外货币余额，办法是卖出原先的额外货币持有者所需要的债券。结果将只是：在利率没有任何变化时，全社会持有的货币量会有所增加；k将更高，V将更低。相反，货币量减少将导致债券持有者通过卖出债券而设法贮藏其货币余额。但是，这种情况将趋于提高利率，甚至是极轻微的提高，也将引诱投机者去吸收所提供的债券。 或者，再假设无论因何种原因，造成了名义收入的增减。这种情况将要求M1也增减，而这种增减可能出自或可以被转移到M2上去，而不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在绝对流动性偏好条件下，结论就是，收入在M不变时可以变化，而M在收入不变时也可以变化。货币持有者就像处于平面边上的不倒翁一样，处于一种超稳定均衡；无论货币量发生什么变化，他们都将得到满足。 尽管绝对流动性偏好“在未来可能实际上变得重要起来”，但是，凯恩斯却把它看成一种严格的“极限情况”，他认为这是“迄今……没有过先例的”（1936年，第207页）。然而，他把流通速度实际上看成好像它的状态常常趋近于这种极限情况下占优势的状态。 凯恩斯的门徒比凯恩斯本人走得更远。他们比他更准备把绝对流动性偏好作为事情的实际状态来接受。更重要的是，许多人认为，当流动性偏好不是绝对的时候，货币量的变化只影响债券利率；并且认为这种利率的变化反过来将没有什么进一步的影响。他们认为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对利率的变化几乎都是完全不敏感的，于是，M的变化将只受到V的相反变化和补充性变动的抵消（或者说受到k的同方向变动的抵消），而P和y几乎根本不受影响。从本质上说，他们的观点在于主张只有纸币债券才是货币余额的替代物——而实际资产却从来不是这样的替代物（参见汉森（Hansen）， 1957年；托宾，1961年）。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政府显著的成功是由于凯恩斯的充分就业政策，运用这种政策，取得了迅速的经济增长、高度的经济稳定、相对稳定的价格和利率，并且在一段时间里大大增强了对原先凯恩斯关于名义货币量的变动不重要的观点的信奉。 20世纪70年代给予这些观点以决定性的打击，而促进了对货币数量论信仰的复苏。迅速的货币增长伴随的不仅是加速的通货膨胀，而且是平均失业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下降（弗里德曼，1977年），以及利率的提高，而不是下降。正如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 1981年指出的： “凯恩斯的正统主张……对最基本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似乎作了严重错误的回答。对一个愿意忍受年通货膨胀率4％～5％的社会，许诺3.5％～4.5％的失业率，主张这一模型的人在10年以后（即70年代），诸如我们刚刚走完的10年，就有解释可做了。这一数值的预测误差以及政策的核心意义都有了结果。”（卢卡斯，1981年，第559～560页）这种经历削弱了一些信仰的基础，这些信仰是，价格水平可被看作是刚性的——或者在任何程度上可看作是由同货币量无关的力量确定的；名义货币需求量可被看作主要是名义利率的函数；绝对流动性偏好是事物的正常状态。欧文·费雪在1896年所介绍的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区分已经成为——或重新成为——公认的常识。 凯恩斯主义尽管沉寂下去了，但是它对货币数量论的攻击却留下了印记。它加强了一种趋向，这种趋向在剑桥方法中已经提出，那就是强调货币作为资产的作用，并因此把货币需求分析看作是资本或财富理论的一部分，从而注重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或资产组合的配置。凯恩斯主义强调自主性支出，因此也强调财政政策，按其自身的理由来说，这种强调仍然是重要的，但是，这种强调也导致更加重视政府财政政策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凯恩斯对预期的强调推动了在不同经济范围内分析预期的作用和形式的迅速的增长。相反，货币数量论的复苏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把货币量的变化看作是短期变化分析的一个基本部分。 最后，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数量论者的争论使两个派别更明确地区分了货币变化的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以及区分了“静态”或“长期均衡”理论和经济变化的动态学。 正如佛朗哥·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 ）1976年在出任美国经济协会主席所作的就职演说中指出，“在主要的货币论者（即货币数量论者）和主要的非货币论者（即凯恩斯主义者）之间，一般在分析上没有严重的分歧”（1977年，第1页）。 然而，按经验层次来说，仍然存在重大的差异。所有这些差异都是短期变化动态学的中心内容——这个过程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货币量的变化都影响着总支出以及该过程中财政变量的作用。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货币量的变化首先影响的是“这种”利率，这种利率被解释为一种相当狭义的金融债券的市场利率。他们认为支出只是“间接地”受影响，因为变化的利率改变着投资支出的可获利性和数量，这种利率仍然是被相当狭义地解释的；并且还因为投资支出通过乘数影响着总支出。因此，他们在其分析中对货币需求和投资支出的利息弹性作了强调。 货币数量论者在另一方面强调支出的更广泛的更“直接”的影响，正如上一部分第一个问题中所说的，个人将设法“通过购买债券、商品和服务，通过偿还债务，甚至作为礼品而支付一大笔钱，由此来处理他们认为是过多的货币余额，而不是从相应来源上收取货币余额”。 这两种方法可以按照正规的标准轻易地加以调和。货币数量论者可以把传递机制描述为是“通过”资产负债表和“通过”利率的变化而运行的。货币数量论者和凯恩斯主义者的分歧，在该过程的特征方面比在所考虑的资产范围方面要小。凯恩斯主义者倾向于把可买卖的资产和所记录的利率局限在狭小范围内。而货币数量论者则坚持必须考虑到更大范围内的资产和利率——这样的资产有耐久和半耐久的消费品、建筑物以及其他的实际资产。结果，货币数量论者认为，凯恩斯主义者所强调的市场利率只是有关的利率总系列中的一小部分。 在所假设的传递机制方面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关于价格的不同假设的副产品。对绝对流动性偏好的反对，使凯恩斯的追随者把利率看成是弹性的。价格是制度性的数据这一主要假设的漏洞，由于狭义地解释“利率”而得以缩小，并且市场制度使得这么做变得容易。引出隐含在售卖中的“利率”和房屋、汽车的租价毕竟是最不寻常的，更不用说家具、家庭设备和衣着等等了。因此这些商品的价格继续被当作制度性的数据，这就迫使传递过程进入一条极为狭窄的通道。而在货币数量论者这一方却没有这样的禁忌。因为他们认为价格是灵活可变的，尽管不是“完全”可变，但是却使他们自然地按照大范围内的相对价格调节，而不是按照狭窄定义的利率去解释传递机制 次要的差别是，凯恩斯主义者比货币数量论者在更大程度上倾向于强调与变动的长期影响相对的短期影响；同时还有一个有关的差别就是，凯恩斯主义者给货币量变化的首轮效应提供了更大的范围。 3.菲利普斯曲线和自然率假说 战后，对货币数量论的复兴有很大贡献的主要进展，来自对货币数量论者的“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Phillips）， 1958年）的批评——这是失业和名义工资变动率之间的一种稳定的未被证实的反比关系，比如，高的失业水平伴随着下降的工资，低的失业水平伴随着上升的工资。菲利普斯曲线尽管同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没有正式的联系，但是却受到了凯恩斯主义者的普遍欢迎，因为这条曲线有助于填补该体系中刚性工资假设所造成的缺口。另外，这条曲线似乎为经济政策提供了一种吸引人的选择的可能性：即以保持适度通货膨胀率的不断增加为代价，换取失业水平的长期降低。价格和工资可以被看作是由制度来确定的，这一凯恩斯主义的假设使他们容易接受名义量（工资变化率）和实际量（失业）之间的关系。 相反，货币数量论对实际量和名义量的区分却暗指菲利普斯曲线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劳动需求量是实际工资的函数而不是名义工资的函数；劳动供给量也是一样。在给定的一系列条件下，就存在着一种与实际工资率的均衡结构相对应的均衡的失业水平。高失业水平将对实际工资率施以向下的压力。这样，与均衡的实际工资率结构相一致的失业水平就被称作“自然失业率”，并且被定义为： “以瓦尔拉（Walras）一般均衡方程体系为基础的这一失业水平，被假定为植根于劳动和商品市场内部存在的结构性的实际特征，它们包括市场的不完整性、供求的随机可变性、搜集有关职业空缺和劳动可供给量的信息成本，以及流动性的成本，等等。”（弗里德曼，1968年，第8页）同给定的实际工资率相对应的名义工资率取决于价格水平名义工资率的升降取决于价格是升还是降。如果工资和价格以同一比率变动，则实际工资率保持不变。因此，从长期看，名义工资变化率和实际工资变化率之间不一定存在着关系。于是，名义工资变化率与失业水平之间也不一定有关。因此，从长期看，菲利普斯曲线在自然失业率那一点将趋向于垂直——这是一个逐渐被称作自然失业率假说的命题。 从短期看，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增加，减少了实际工资，正如雇主所看到的一样，从而引诱他们提供较高的名义工资，而工人却错误地把这看成是较高的实际工资这种差异同时鼓励雇主提供更多的就业、工人接受更多的就业，因而减少了失业，这就产生了菲利普斯曲线所包含的那种反比关系。然而，如果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继续下去，工人和雇主的预期就会降低，失业的下降就会逆转。向负方向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因而是一种短期现象。此外，这条曲线将一直不稳定，因为重要的不是工资和价格的名义变化率，而是实际变化率和预期的变化率之间的差异。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出现很快证实了这一分析，从而导致广泛地用经过预期调整了的菲利普斯曲线去代替原先的菲利普斯曲线（弗里德曼，1977年）。 接受自然失业率假说不仅对经济学家所公认的常识，而且对经济政策都已产生深远的影响。人们普遍地认识到，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于产出和就业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刺激，如果长期坚持这种政策，它将主要反映为通货膨胀。 4.理性预期理论 随后的发展是一朵迟开的花，它的种子是约翰·F·穆特（John F. Muth） 1961年在一篇被长期忽视的关于《理性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的文章中播下的（穆特，1961年）。理性预期理论对于静态或长期均衡分析没有提供特殊的见解。它的贡献在于动态学——即短期变化，因此对于稳定性政策也可能有贡献。直到卢卡斯和萨金特（Sargent）把穆特的理性预期思想应用于经济计量模型的可靠性及稳定性政策之前的长时期里，人们对于预期的重要性以及在确定对货币变化和其他量值的变化的动态反应中预期是怎样形成的，仍然是十分不清楚的（费希尔（Fischer）， 1980年；卢卡斯，1976年；卢卡斯和萨金特，1981年）。 理性预期理论认为，经济行为者应该被看成是这样的人：好像他们的预期把关于世界状态的当前可得到的信息同关于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正确理论充分地结合起来了。因而，以这种方式所形成的预期平均说来是趋于正确的（这是一种其简单性掩盖了所解释的基本问题的表述，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82年，第556～557页）。 对于计量模型的有效性来说，理性预期假说具有深远的含义。假如统计学家能够构造一个对过去所有相关变量进行高度精确的预测的模型；也就是能够制定一项货币规则，如这项货币规则可用于过去，则模型就可能达到特定的目标——比如说把失业率保持在4％～5％之间。假定政策规则的采纳是为了未来，则几乎可以肯定，规则加以扩展的模型将不再起作用。海森伯格（Heisenberg）不确定性原则的经济学同义语就会发生作用。模型是对没有货币规则的经济而言的。如果把这一规则付诸实施，它就会改变理性预期，因此也会改变理性行为。甚至这一规则不付诸实施，该模型也很有可能继续起作用，只要它的存在能够保密，因为如果市场预期者了解到这一